案件简介：
钱涛与刘敏在北京打工认识，后自由恋爱，于2006年10月登记结婚。婚后生有一个男孩，刘敏便做起了家庭主妇，回到了四川老家带小孩。钱涛一直在北京做生意，期间赚了很多钱。钱多了，事情也就多了起来，于是钱涛开始喜新厌旧，在外偷偷的找了情人粱倩倩，为了显示自己的大方，无偿赠与粱倩倩财产15万元。后刘敏无意中知晓了此事，向梁倩倩索要，梁倩倩拒绝返还，刘敏遂诉诸法院，以这15万元系夫妻共同财产为由，请求确认钱涛的赠与行为无效
争议焦点：
法院受理此案后，依法组成了合议庭进行审理。对于钱涛赠与粱倩倩的15万元是否为夫妻共同财产，其赠与行为是否有效，存在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钱涛的赠与行为有效，因15万元系钱涛自己挣的钱，赠与行为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且钱涛是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第二种意见认为，钱涛的赠与行为无效，因为钱涛赠与的财产15万元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他无权私自处理，必须经过刘敏的同意才有效。
法院判决：
后来法院采用了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所述： 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1、工资、奖金;2、生产、经营的收益;……”所以，除夫妻双方另有约定的外，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任何一方所取得收入均视为夫妻共同财产。
律师说法：
本案中钱涛一直在外做生意，其妻刘敏在家带小孩，虽然夫妻内外分工不一样，但都是在为家庭而努力付出。而且二人未办理离婚手续，仍系夫妻，钱涛所赚取的收入系其与妻子刘敏的共同财产。
其次，钱涛将夫妻共同财产无偿赠与梁倩倩的行为并非是为了日常生活所需，也未经过妻子刘敏的同意，且梁倩倩也并非是善意第三人。梁倩倩明知钱涛赠与其财产是钱涛的私自行为，钱涛的妻子刘敏如果知道此事，根本不会同意，所以梁倩倩在主观上不是善意的，当然也就无法行使抗辩。
最后，根据公序良俗原则，民事法律制度对民事主体权利行使作出必须的法律限制性规定，加上公认的道德规范，形成了具有系统性的公序良俗。该案中钱涛的这种赠与情人财产的行为也有违社会公德。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七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我国《合同法》第七条也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根据这些法律规定及其基本原理，违背法律或者社会公德的行为应认定是无效的，所以钱涛私自将夫妻共有财产赠与其情人粱倩倩的行为是无效的，刘敏主张要求粱倩倩返还，法院应予以支持。
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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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解读：
赠与名词简介：
"赠与"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的一种行为。这种行为的实质是财产所有权的 转移。赠与行为一般要通过法律程序来完成，即签订赠与合同(也有口头合同和其它形式)。法律术语称这种合同为诺成性合同，顾名思义就是只要"承诺"就可以"成立"。基于该合同的诺成性，赠与人做出意思表示时虽未实际取得但将来可以取得的财产，也可成为赠与合同的"标的"。赠与，是指既不需要付息也不需要还本，是"标的"单方面转移。
分析
赠与虽然不可能成为社会中财产所有权移转的主要形式，也起不到直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但在现代社会，赠与仍具有相当的社会意义:赠与一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财富平衡分配;另一方面，赠与可以沟通赠与双方当事人的感情，进而融洽社会气氛，减少社会矛盾。赠与合同是典型的无偿合同和单务合同，即赠与人无对价而支付利益，受赠人不负担任何对待给付义务既可获得利益，这一合同关系导致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严重违反公平和等价有偿的交易原则。因此，为均衡赠与人与受赠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赠与合同的立法中，立法者都尽可能采取措施优遇赠与人，
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是在赠与合同成立后，赠与物交付之前，赠与人得基于自己的意思表示撤销赠与的权利。《合同法》第186条规定了赠与人享有任意撤销权，即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其目的就是赋予赠与人与受赠人达成合意后法定要件实现前以悔约权，使赠与人不致因情绪冲动，思虑欠周，贸然应允将不动产等价值贵重物品无偿给与他人，既受法律上的约束，遭受财产上的不利益。
赠与人权利
由于中国《合同法》把赠与合同的性质规定为诺成合同，即赠与人与受赠人一旦达成合议合同即告成立，对双方具有约束力，赠与人对受赠人有要求其履行的权利。一般情况下，诺成合同是不允许当事人享有任意撤销权的，但由于赠与合同为无偿单务合同，受赠人为纯获利益者，赠与人并不能从受赠人处取得任何财产代价(即使是附义务的赠与，所附的义务也不是赠与合同的对价义务)，在赠与合同成立后，若不许赠与人撤销赠与，则即使赠与人因一时冲动、思虑不周而为赠与的的意思表示，也须负担履行赠与合同的义务，这对赠与人要求未免过于苛刻，有失公允。(房绍坤、郭明瑞主编:《合同法要义与案例析解》(分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页。)故应准许赠与人在一定条件下反悔，对赠与人的约束应较双务合同弱一些。基于此，凡采赠与合同为诺成合同观点立法的国家，均赋予赠与人以任意撤销权，以保护赠与人的利益。
任意撤销权行使的条件?
因任意撤销全依赠与人之意思表示，如无一定的条件限制，则赠与合同缺乏应有的约束力，对受赠人也是不公平的。故各国民法多为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设定一定的限制条件。可以说，此种撤销虽名为任意，但也不完全尽然。为了保护受赠人的利益，中国《合同法》第186条对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规定了一定的条件，主要是时间条件和范围条件。
法定撤销权的三种情况:
(1)受赠人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 受赠人如果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赠与人的近亲属时，这表明，赠与合同赖以存在的感情基础将不复存在，与之相适应，赠与合同也将失去存在意义，因此，法律赋予赠与人有权撤销赠与。何谓严重侵害，我国合同法并未明确予以界定，造成实践操作中的困难。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规定受赠人的行为须为应受刑法处罚的程度，若仅为一般侵权行为而不构成犯罪，则不发生赠与人的撤销权。但考虑到赠与合同的单务性、无偿性等特点，凡是受赠人实施的、足以危害赠与合同赖以存在的感情基础的任何行为，均为此处的严重侵害行为，不仅包括受赠人对赠与人及其近亲属实施的犯罪行为，而且也包括受赠人对赠与人及其近亲属所实施的严重有损道德名誉等行为。至于受赠人的近亲属的范围，应与《民法通则》和有关的司法解释确定的近亲属范围相同。包括赠与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孙子女和外孙子女。
(2)受赠人对赠与人负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 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的，赠与人可以依法行使撤销权。这里的扶养应是广义上的扶养，包括扶养、抚养和赡养三种类型。但这里的扶养是指法定的扶养还是既包括法定的扶养也包括约定的扶养?有学者认为，受赠人对赠与人的抚养义务既可以是法定的，也可以是约定的。这是由赠与人撤销权的立法目的决定的。如果仅仅把此处的扶养义务限定为法定的，势必会限制和剥夺赠与人通过行使撤销权来保护其权利。此处的扶养应仅指法定的扶养，因为我国合同法对于受赠人不履行约定义务在第192条第1款第3项中已作了专门规定，负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是指:一是存在受赠人不履行对赠与人抚养义务的事实，二是此事实是在受赠人有履行能力的情况下而不履行所致。如果受赠人在没有抚养能力的情况下而不履行则属于客观上不能，表明受赠人主观上并无不履行的故意，在此赠与人不能行使法定撤销权。
(3)受赠人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 一定的负担，接受一定的约束。而受赠人如果不按约定履行该负担的义务，是一种对自己诺言和对赠与人意愿的违背，从某种角度上讲，也是有损赠与人的利益的。为此，法律特别赋予赠与人以法定撤销权。从合同法角度来讲，不履行约定的义务包括完全的不履行、迟延履行、不适当履行等，其中完全不履行包括拒绝履行和根本违约两种情况。在这两种情况下，赠与人行使法定撤销权没有争议，但在不完全履行或者部分履行的情况下，能否行使撤销权呢?对此，我国合同法没有予以界定。笔者认为，如果将受赠人的部分不履行或者轻微违约行为也包括在不履行的范围之内，则赠与人动辄就行使撤销权，实际上等于赠与合同对赠与人无任何约束力，受赠人也将因为部分履行而易于受到损害。但如果在部分履行的情况下，不允许赠与人行使撤销权，则对赠与人来说也是不公平的。因此，笔者认为，在受赠人部分不履行约定义务的情况下，应允许赠与人享有与受赠人不履行义务部分相适应的部分撤销权，这样既能维护赠与人的意志和利益，也可以避免赠与人法定撤销权的滥用。
法定撤销权的行使主体及行使期限
行使主体:(1)赠与人(2)赠与人的继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
行使期限:
(1)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
(2)因受赠人的违法行为致使赠与人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赠与人的继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可以撤销赠与。
赠与人的继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六个月内行使。
赠与的法定撤销与任意撤销的不同之处:
第一，撤销赠与须依法律规定的事由;
第二，只要具备法定事由，不论赠与合同以何种形式订立以至经过公证证明，不论赠与的财产是否已交付，也不论赠与是否属于社会公益和道德义务性质，享有撤销权的人均可以撤销赠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