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所周知，尽管我国刑法规定中并无帮助犯的概念，但是刑法理论和实务中均认为帮助犯是与组织犯、教唆犯、实行犯或正犯相对应的概念，亦即是没有直接实施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行为，但是对他人实施构成要件实行行为提供帮助或便利等辅助作用的人。我国刑法第27条规定了从犯的概念，即“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显然，与帮助犯相对应的只能是第二种情况。换言之，帮助犯与从犯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从犯的外延大于帮助犯。
因此，组织卖淫犯罪中，虽然实施了部分组织行为，但是在整个共同犯罪中系受人指示、安排，所处地位较低，发挥作用较小的行为人，可以认定为是从犯。
在我国刑法条文中，并没有明确“正犯”概念。但是刑法理论一般认为，我国刑法在共同犯罪的规定中，实际上存在正犯。与大陆法系刑法采用单一标准（形式客观说或者实质客观说）将共同犯罪人划分为正犯和共犯不同，我国刑法实际上对共同犯罪参与人采用了双层次划分。首先，根据参与人参与类型或者分工不同，划分为正犯、组织犯、教唆犯、帮助犯；其次，根据参与人参与程度或者作用不同，划分为主犯、从犯。前者主要解决的是犯罪构成要件以及其间的关系问题，后者主要是解决量刑问题。
由此可见，在我国刑法中，正犯与主犯是从不同角度提出的概念，并不具有逻辑上的对应关系。换言之，正犯并非一定就是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主犯,也可能只起到次要作用而认定为从犯。因此，司法实践中存在“次要的正犯”现象，即虽然实施了刑法分则规定的具体犯罪的实行行为，属于正犯或者实行犯,但是在共同犯罪中仅起到次要作用的行为人。对“次要的正犯”，可以根据刑法第27条之规定认定为从犯，在量刑时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就实施组织卖淫的部分管理人员而言，尽管他们在卖淫场所中担任一定职务，分担了部分组织卖淫行为，但是也可以综合考虑他们在犯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地位、危害后果等因素，认定为是“次要的正犯”，亦即从犯，量刑时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